amanda liu

鄧康延介紹民國公民教育課本。《盜火者》
　　作者：鄧康延 等編著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4年11月魯班木工學校校長江忠賢向學生介紹羅盤的功能和製作工藝。李慶明在央校九年，每天早上向學生鞠躬。華德福七年級孩子重走絲綢之路。
　　【延伸閱讀】
　　郭初陽 《癲狂與謹守》；《一位獨立教師的語文之旅》
　　蔡朝陽 《尋找有意義的教育》
　　李慶明 《教育的可能》
　　吳蓓 《請讓我慢慢長大》
　　劉道玉 《拓荒與吶喊：一個大學校長的教改歷程》；《新童年啟蒙叢書》；《救救孩子》
　　王小妮 《上課記》
　　一周之前，一則“長沙三位校長（校書記）讓孩子停學一年”的新聞引起了很多家長的關註。本來，孩子的停學只是一個家庭的個體選擇，無關他人，但三位校級領導不約而同的選擇卻讓人不得不對當下的公立教育環境進行反思。幾位校級領導都覺得自己的孩子不堪重負，都希望孩子可以有慢一點的成長空間，都覺得孩子停學一年之後變得更健康，更有力——但即便如此，又有多少人有勇氣做出同樣的選擇呢？
　　長沙的案例，或許只是偶然，但中國教育正面臨著困境，則是社會的共識。也只因為如此，來自教育界內部的改革實踐，已經如星星之火般四處點燃。2013年9月，《盜火者：中國教育改革調查》面世，製片人鄧康延說“今日教育之瘡痍，前所未見”，以紀錄片的形式，把當下教育之現狀呈現於人，“只求喚醒人心”。近日，紀錄片《盜火者》的文本及相關資料成集出版。與紀錄片平實的副標題不同，書籍《盜火者》直接示以樂觀姿態：中國教育革命靜悄悄。在宏觀層面觀察教育，得到的多是失望與沮喪，但是，在微觀層面卻有不同的氣象。
　　紀錄片《盜火者》播出之後，獲得了強烈的社會關註，至今仍擁有極高的點播率。它以其直面當下教育弊端的尖銳與勇氣，呈現教育之異化及其衍生的亂象，擊中了很多人的切身之痛；同時，讓觀眾中的有心人生出新的盼望，因為《盜火者》正如其題目所示，把影像的焦點落在那些革新者身上，使人得以看到真實的教育改革行動者，看到新的可能性。
　　在批判與痛陳之聲不絕於耳的教育景觀中，行動者的身影，總是可以讓黯然神傷的人們眼前一亮，即便如嘗試公民教育最後黯然離職的李慶民所言，他們不可避免地帶有“漂泊者”氣質，畢竟他們的力量與體制層面的痼疾相比，仍是渺小的。但不被渺小絆倒，於行動獲得行動的力量，總能稀釋無路可走的彷徨。
　　《盜火者》以“重回人的語文”開篇，記錄的是這樣的故事：父親葉開為女兒私人訂製閱讀，以對抗學校語文課本；語文教師郭初陽、蔡朝陽等人聯手組成“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以二十餘萬字的研究報告揭示語文課本的四大缺陷：事實缺失、經典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然後把人們帶入那些正在發生的革新與探索：呵護童年的華德福教育；註重個人權利與尊嚴的公民教育；關懷思想與心靈成長的人文教育；告別學校，在家上學的新嘗試；為鄉村孩子的發展提供特殊職業教育等。
　　如教育學者楊東平所言，《盜火者》超越了單純的記錄，也超越了單純的聲討和批判，成為一種積極的社會參與，傳遞著知識分子對教育弊病的揭示與批判，以及對以人為本的教育理想的闡述抒發。眾多先行者自下而上開展的局部的、零星的微改變，正營造著體制之外溫潤新鮮的新教育園地。
　　難以消退的悲傷
　　《盜火者》製作團隊走訪了中國30多所大中小學，採訪了50多位一線教師，訪問了20多名教育學者，以影像介入教育現實，又向民間教育改革致以敬意。饒有意味的是，《盜火者》開機第一拍在深圳，2012年7月2日，剛好見證了南山央校校長李慶明被辭職的一幕。拍攝“公民教育如何在學校展開”，變成了記錄一位踐行公民教育的校長黯然離場。不少觀眾說，在《盜火者》中看到家長們一起呼喚“李校長，你別走”一幕時，不禁潸然淚下。這是意料之外的悲劇，卻又是意料之內的悲情。
　　發生在民間，發生在體制之外的靜悄悄的教育改革，並沒有擊退人們對教育的悲觀情緒。《盜火者》的製作團隊也沒有為了鼓舞人心去刻意製造高揚的樂觀情景，無論是華德福教育，還是在家上學的嘗試，這些教育實踐的處境始終令人擔憂。它們是穿越夾縫的風，人心共振時，生氣勃發，但也是脆弱的，一不小心就落入堅壁四立的困局，在原地盤旋止息。
　　製片人鄧康延並不掩飾自己的悲傷：“製作《盜火者》紀錄片及其衍生的這本書，都不是喜悅的過程，中國眼下的教育可用千瘡百孔來形容。值此百多年來教育人口最稠密的困境和無奈中，四方良知，焦慮傷痛。原本歲歲蓬勃的行業，卻一路僵化保守，既暮氣沉沉，又喧囂攘攘。”
　　書籍《盜火者》的序言中，陳丹青毫不留情地以悲觀論調談教育：“大荒謬，大荒敗，罄竹難書而書之不絕。”學者朱學勤坦言，作為教師，如果珍惜三尺講臺，“課堂上的氛圍也許就跟隔壁的教室不一樣了”，但他也不奢望微觀世界里某一個人或團體的努力和堅持，能夠改變外部環境。詩人王小妮站立在大學課堂上感覺“悲從四面八方來”。由於體制性困局難以突圍，支持教育改革的資源非常有限，即使如劉道玉這樣德高望重的改革拓荒者，也承認自己“既是一個教育救國論者，又是一個教育危機論者”。
　　文學評論家特裡林在評價莎士比亞的悲劇《李爾王》時說，傑出的悲劇往往能獲得我們最高的傾慕，因為悲劇中的黑暗因素對應著強勁的積極情感及態度，即便希望沒有占據絕對的上風，它至少會與絕望的因素勢均力敵。我們也許可以同樣的傾慕，對待《盜火者》所蘊含的“不喜悅”因素。
　　火就是態度
　　筆者也曾是“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成員，我們的研究報告成書《救救孩子》出版之後，收到的最多的批評是說我們“只會批評”。事實上，在批評的同時，小組的很多成員更是在積極行動，比如郭初陽創辦了“越讀館”，蔡朝陽創辦了“象形字”學校，他們的教育探索的核心，都在於“以讀書自我啟蒙，因閱讀而得自由”。在《救救孩子》之後，這個小組的成員編寫過中小學課外讀物，還推出了一套開放的叢書“新童年啟蒙”系列圖書，邀請關心教育與成長的人們，一起給未來的主人翁寫一本小書。
　　《盜火者》團隊不期然遇到李慶明的退場時，筆者也在那時對李慶明做了一個專訪，與外界對待“被辭職”的悲傷與憤懣所不同的是，李慶明對自己的處境沒有任何抱怨，他說“走少有人走的路，客觀上就是一種悲劇。有些路，總要有人去走，不是我就是別人。”而且他很清楚自己在體制中的位置，“游離，意味著不受體制庇護，也意味著獨立與自由”，而他唯一擔心的是，“自己是否配得起這份獨立與自由？”
　　《盜火者》中很多受訪者，也曾是我的受訪人，它所關註的教育新景，也都曾被記錄在新京報的新聞紙上：公民校長李慶明——過於喧囂的孤獨；郭初陽——原諒我這一生放縱不羈愛自由；詩人教師王小妮：失望是真切沉重的，但希望還在；校長劉道玉：秉執教育改革，雖九死其猶未悔；華德福教育：請讓我慢慢長大……這不是巧合，而是“此道不孤”的確證。
　　想象更好的社會，首需想象更好的人，教育由此成為一個社會必要的烏托邦。當下教育之病癥，痛心疾首者不少，疾聲吶喊者亦不少，眼看痼疾仍在，傷害未退，熱忱之聲在冗長的時間里漸漸失去了回音。著眼於病癥，只會把改革與進步之路想象得更加千阻萬險。童蓓蓓在《盜火者》受訪時說：“柏林牆倒下之前，沒有人相信它會倒下。它倒下之後，沒有人相信它居然能那麼長久地立在那裡。人的眼睛看到的東西很有限。”
　　本期專題書評即由童蓓蓓執筆，她始終是一位心懷理想主義的教育者，因著理想投奔教育，也因著理想從學校課堂中叛逃出去，還是因著理想，她又回到了教育園地。她將與我們分享自己這一路的轉折與奔波，告訴我們，那些盜火者在她眼裡點亮的火花有著驚人的美意。 新京報記者 朱桂英
　　一位教育改革者的自白
　　幼兒—中學—中等職業—大學，《盜火者》將整個學校教育的體系都納入視野，透過各具特色的受訪者點亮不同區間和層面的文明之光。這些點滴而持續的微光共同組成教育野火的圖景，讓人看到勇氣和盼望。
　　我從小在一所學校里生活、成長；1998年畢業後成為中學教師，初高中都教過；2007年到2010年間，我在《讀寫月報新教育》做編輯，此後在《中學語文報》任副主編一年；2011年起就在越讀館做小學語文教師。公立學校、培訓機構以及編輯位置上都待過，從小學到初中、高中都教過。這番特殊的經歷，讓我在閱讀《盜火者》時，有一些感想。
　　一扇門VS一堵牆
　　畢業那年，畢業生有幾十個，而教師崗位只有三個。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的校長看了我的簡歷之後，二話沒說就同意接收我。去報到那天，車子穿過長長的隧道。隧道頂燈在車內不斷投下光斑，又轉瞬即逝，我不知道自己將要面對的將是怎樣的生活。
　　第一年當班主任，手忙腳亂自然是早在意料之中。沒有任何經驗，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索著前進。教了兩年初中和兩年高中語文之後，我在從教的第五年調到了一所更好的中學。我在擔任班主任工作、兩個班的教學工作之外，還承擔了學校兩份報紙的編輯工作。用了很多時間做事，但內心充滿了迷茫和厭倦，對於班級，我疏於管理，教學工作也得過且過，只是玩玩網游，看看書。
　　在整個的應試機制中，“終極目標”就是一場考試。但內心有一種聲音說，那個目標是唯一的嗎？教育極可能是一扇門，更可能是一堵牆。世界上再沒有比教育更加輕盈的翅膀，也再沒有比教育更加頑固的牢籠。當我在課堂上講述“吃人”之可怖的同時，我的嘴角何嘗不是血跡斑斑？那種羞愧、不安和無地自容，讓我幾乎完全喪失了站在黑板前的勇氣。然而，我可以用什麼去抵禦呢？我不知道。
　　對照《盜火者》中的時間線，在我陷於無力的時候，馬小平在建造人文課堂、李慶明在做公民實驗、李玉龍在用媒體探索、魏勇郭初陽蔡朝陽在課堂上做嘗試……倘若能早知道他們的存在，並且與他們同行，也許我的生命會更早得到激勵，並以行動從焦慮中突圍。
　　親密關係VS“物”的價值系統
　　是什麼讓我離開公立學校？
　　正如《盜火者》所描述的那樣，資源分配方式導致升學成為終極目的，而大學製造“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所有的智慧和聰明都傾倒其上，連同雄心和自我。於是，“教育”成為途徑，要麼為升學，要麼為賺錢。《盜火者》所呈現的大學之殤讓人充滿失望。對於以上大學為目標的人來說，幾乎是致命的。在這一將“物”作為絕對價值的系統中，教育從一開始就走向自己的反面。
　　當看到葉開為女兒的語文課本拍案而起，看到趙明、吳剛帶著孩子棲居在鄉村，看到華德福老師帶著學生走過漫漫絲綢之路，看到李慶明連續七年在校門口對孩子們鞠躬……我仿佛看到一種新的關係在親子、師生中建立起來。在這種關係中，“物”只是“物”，是被認知的對象，永遠不能代替“我與你”這樣的親密關係。這種親密關係不能容忍粗製濫造，所以要去尋求乃至製造一份合用的課本；這種親密關係無法進入蠻不講理的制度設計，所以選擇回到家庭，回到安靜而溫暖的社區，在正常的關係中發展生命；這種親密關係會激勵人確立目標，勇敢地走上從未走過的西行之路，並一路同行；這種親密關係讓人與人練習相互尊重，彼此傾聽，用透明的規則編織平等的關係。這是人與人的關係。
　　“螺絲釘”VS上天的禮物
　　《盜火者》用幾乎整整一章的內容介紹華德福教育，因為在華德福，人不再是“螺絲釘”。
　　記得2008年曾遇見華德福教師蕭望野，隨後又參觀了成都華德福校園。她們似乎認為，每個人的生命被允許來到世間之前，都被上天祝福，攜帶著一份獨特的禮物和隨之而來的責任。教育，就是尊重這份祝福，不強加自己的意志，幫助人打開這份禮物，讓人尋找到自己的使命，並努力完成。這教育理念深深打動我。
　　這是講“炫”、“曬”的時代，每個人都爭先恐後地亮出自己引以為傲的一面，生怕別人看不到、不承認。我們之所以如此需要他人的肯定和贊美，恰恰在於我們看不見自己，也不敢看見真的自己。所以寧願用我“有”來替代我“是”。然而人的價值絕非如此！
　　當2007年走出家門的時候，我像逃避死神一樣逃避課堂。誰知三年多後，自己竟然重新回到課堂。所有經歷過的成為經驗，成為我的一部分，沒有人可以奪走。更為寶貴的是，在經過的時候，我會觸摸全新的信息，迎接不確定所帶來的驚喜。而且，就在這裡，我得到了內在的樂趣：在看似最幼稚的故事里，嘗到最永恆的滋味。老舊的故事不斷放射出新的光輝，而不同故事之間則如鑽石的不同切割面，折射出迷人的光芒。
　　《盜火者》放下宏大架構，而從極微小的個體展開敘事，是恰當的。因為教育改變的，不是外在的制度，而是人裡面的結構與成分。因為自由從來不是外添的。 □童蓓蓓（有刪減，標題為編者所加）　　（原標題：盜火者：踐行更好的教育，想象更好的人）